当首席大法官恳求美国人相信最高法院‘不搞政治’时，他忽略了公众正在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是一个清晰的模式：法律只是权力的外衣。

核心观点：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呼吁公众将最高法院视为非政治的法律技术机构，但数据与判决记录表明，最高法院早已沦为党派政治的工具，其‘法律技术’叙事只是掩盖系统性偏见的遮羞布。

上周，首席大法官约翰·罗伯茨发表了一番恳切的呼吁，希望美国人将最高法院视为一群法律技术官僚，而不是政治演员。他坚称法院只适用法律，不做政策。这番言论的背景是公众对最高法院的信任度跌至历史低点。但问题在于，公众的愤怒并非源于对司法哲学的无知，而是源于一个清晰可见的、不断重复的模式。过去几年，最高法院系统性地拆除了数十年来关于堕胎、平权行动和竞选资金的先例。每一次判决都完美地符合共和党的政策议程，而罗伯茨却声称这‘只是法律’。这种说法已经很难让人信服。

先看事实。2022年，最高法院在多布斯案中推翻了罗诉韦德案。法律上，这确实是一个关于‘宪法是否隐含堕胎权’的争论。但政治上的后果是立即的、极端的：十几个州几乎完全禁止堕胎。法院真的不知道这个判决会带来什么后果吗？当然知道。但在罗伯茨的叙事里，这不是法院的责任，法院只负责‘正确’解释法律，剩下的交给政治分支。这种切割在逻辑上堪称完美，在实践中却是虚伪至极。因为法院明明可以选择一个更窄的路径——比如保留堕胎权，但允许各州施加合理限制——却偏偏选择了最极端、最颠覆的解读。这不是法律技术，这是政治选择。

再来看平权行动。在‘公平录取学生组织诉哈佛案’中，最高法院推翻了大学招生中考虑种族的先例。法律论证围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展开。但有趣的是，法院在对待‘遗产录取’（校友子女加分）时却保持了沉默。遗产录取是一种有利于白人和富裕学生的平权行动，但法院选择不碰它。因为挑战遗产录取的原告不符合保守派政治动员的需求。这不是法律逻辑的自洽，而是政治议程的筛选。

罗伯茨的‘法律技术’叙事在舆论场上吃瘪，不是因为美国人太笨，而是因为美国人太聪明。他们看到了一个模式：当案件涉及保守派的核心关切（堕胎、枪支、宗教自由、企业权利）时，法院毫不犹豫地推翻先例、扩大权利；当案件涉及进步派的关切（投票权、环保、消费者保护）时，法院就突然变得谦抑，强调‘司法克制’。这种选择性谦抑比激进的司法能动更令人愤怒，因为它暴露了原则的虚伪。

反对者会说：这是对司法哲学的误解。保守派法官遵循的是原旨主义或文本主义，他们不是在推行政治，而是在坚持一种解释方法。这种辩护在抽象层面有一定道理，但在具体案例中站不住脚。原旨主义在实践中的运用高度选择。例如，在第二修正案案件中，保守派法官突然变得非常‘原旨’，找到18世纪的文本支持个人持枪权。但在涉及总统权力或宗教问题时，他们又愿意接受宽泛的解读。这种不一致表明，所谓的‘方法’只是为预先得出的结论披上合法性的外衣。

更深层的问题是，最高法院的构成本身就充满了政治操作。2016年，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拒绝为奥巴马提名的梅里克·加兰举行听证会，理由是‘选举年’不应任命大法官。但四年后，同样是选举年，同样是共和党参议院，却火速通过了特朗普提名的艾米·巴雷特。这种明显的双重标准已经不是党派政治的常规操作，而是对制度规则的嘲弄。罗伯茨当时没有阻止，也没有对此发表任何异议。他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表态。

公众信任的崩塌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。根据盖洛普的民调，2021年只有40%的美国人对最高法院有‘大量或相当’的信任，而2010年这个数字是61%。下降的趋势与法院越来越明显的党派化完全同步。当公众看到大法官们在意识形态上如此分裂——通常以6比3的党派划线投票——他们很难相信这只是一群‘法律技术专家’在理性讨论。

这种局势之下，罗伯茨的呼吁显得既真诚又无力。一方面，他确实有理由担心，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取决于公众的信任。如果最高法院被视为另一个党派战场，它的权威将瓦解，最终受损的是法治本身。他试图用‘我们是法律人，不是政客’的叙事来止血。但另一方面，他的恳求忽略了真正的症结：法院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它不配得到这种信任。这不是公众的认知偏差，而是法院的现实背叛。

一个更诚实的首席大法官应该承认：法院确实在制定政策，只是它用‘解释法律’的形式来制定政策。多布斯案就是一项政策决定，它把堕胎权从联邦层面归还给各州，这是一项关于权力分配的政策选择。哈佛案也是一项政策决定，它重新定义了高等教育中‘平等’的含义。法院可以继续假装这些只是‘法律解释’的结果，但公众不是傻子。

那么出路何在？激进的主张是改革最高法院，比如增加大法官人数或设定任期限制。这些提议并非没有先例，罗斯福就曾试图‘填塞法院’，但最终失败。温和的主张是公开承认法院的政治性，并在任命大法官时降低党派对抗。但无论哪种方案，都需要一个前提：罗伯茨和其他大法官停止用‘法律技术’的谎言来掩盖现实。只要他们还坚持这套叙事，公众的信任就永远无法修复，因为信任的基础是诚实，而诚实的第一步是承认法院是一个政治机构。

当然，更悲观的看法是，这种不信任正是政治设计的一部分。保守派并不真正关心法院的公众形象，他们只需要法院在关键议题上站在他们一边。而进步派则试图通过攻击法院的合法性来推动结构性改革。双方都在利用信任危机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。在这个意义上，罗伯茨的呼吁注定是徒劳的，因为它试图在一个已经高度极化的环境中重建共识，而共识恰恰是双方都不想要的东西。

最终，罗伯茨的恳求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真相：美国的法治神话正在瓦解。这个神话的核心是‘法律是客观的、中立的，超越于政治之上的’。但这个神话只有在全社会对其深信不疑时才能维持。当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法院不过是政治的延伸时，神话就破灭了。罗伯茨想缝补这个神话，但他拿出来的针线太细，而撕裂的伤口太大。他可能没有意识到，真正需要改变的，不是公众的看法，而是法院的行为。